"We can never know what to want, because, living only one life, we can neither compare it with our previous lives nor perfect it in our lives to come."
— Milan Kundera (via danseurs)
Three Studies for a Crucifixion, March 1962. Oil with sand on canvas, three panels, 78 x 57 inches (198.1 x 144.8 cm) each.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64.1700. © 2007 The Estate of Francis Bacon/ARS, New York/DACS, London
附註：前一篇文章中，Milan Kundera 提及這幅法蘭西斯．培根的三聯畫，我從紐約古根漢美術館找到其收藏的「受難的三幅習作」，用以對照這一段quote。
“可是，那裡到底藏著什麼？「我」嗎？當然，人們畫的所有肖像都想揭露肖像主人的「我」。可是在培根的年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開始躲起來了。其實，我們最平凡的經驗說明了一件事（尤其當我們的生命已經拖得太長的時候），很可悲的，人們的臉都是一樣的（人口如雪崩般瘋狂成長，更讓人加深了這種感覺），一張張的臉讓人混淆，一張臉和另一張臉的差異只有某些非常細微的地方，幾乎無法察覺，在數學上，依尺寸來說，這樣的差異經常只是幾釐米的差別而已。再加上我們的歷史經驗，我們也知道，人的行為是相互模仿的，就統計來說，人的態度是可以計算的，人的意見是可以操弄的，所以，人與其說是一個個體（一個主體），不如說是一個總體裡的一個元素。
正是在這令人疑惑的時刻，畫家的強暴之手以「突兀暴烈的手勢」放在肖像主人的臉上，試圖在某個深處，找出肖像主人逃逸的「我」。在這種培根式的探索裡，身形讓位給「全然的歪斜變形」，卻從未失去它們原有的活器官特質，它們還是讓人想起身體性的存在，想起它們的血肉，而且始終保有它們三維的樣貌。而且，這些身形和它們的主人相似！明明是一幅有意識地歪斜變形的肖像，如何能跟它的主人相似？然而，這些肖像主人的照片證實了這件事；請看這些三聯畫肖像－同一人的肖像，三種變形的並置；這幾幅變形的肖像各不相同，但同時也存在某些共同點：「這寶藏，這金塊，這隱藏的鑽石」，一張臉裡面的「我」。
或許我可以換一種說法：培根的肖像畫是對於「我」的界限的質問。一個個體可以歪斜變形到什麼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個被愛的生命體可以歪斜到什麼程度而依然是一個被愛的生命體？一張可親的臉在疾病裡，在瘋狂裡，在仇恨裡，在死亡裡漸行漸遠，這張臉依然可辨嗎？「我」不再是「我」的邊界在哪裡？”
Milan Kundera - 《相遇》 (p.12-p.14)
“現代（Temps modernes）將人變成「唯一真正的主體」，變成「一切的基礎」（套用海德格的說法）。而小說，是與現代一同誕生的。人作為個體立足於歐洲的舞台，有很大部分要歸功於小說。在遠離小說的日常生活裡，我們對於父母在我們出生之前的樣貌所知非常有限，我們只知道親朋好友的片片段段，我們看著他們來，看著他們走。人才剛走，他們的位子就被別人占了－這些可以互相替代的人排起來是長長的一列。只有小說將個體隔離，闡明個體的生平、想法、感覺，將之變成無可替代：將之變成一切的中心。
唐吉訶德死了，小說完成了。只有在唐吉訶德沒有孩子的情況下，這個完成才會確立得如此完美。如果有孩子，他的生命就會被延續、被模仿或被懷疑，被維護或被背叛。一個父親的死亡會留下一扇敞開的門，這也正是我們從小就聽到的－你的生命將在你的孩子身上繼續，你的孩子就是不朽的你。可是如果我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仍可繼續，這就是說，我的生命並非獨立的實體；這就是說，我的生命是未完成的；這就是說，生命裡有些十分具體且世俗的東西，個體立基於其上，同意融入這些東西，同意被遺忘：家庭、子孫、氏族、國家。這就是說，個體作為「一切的基礎」是一種幻象，一種賭注，是歐洲幾個世紀的夢。”
Milan Kundera - 《相遇》(p.47 - p.48)
litost 是什麼？
“要撫平自身的悲慘遭遇，愛情是彌補的方法之一，畢竟擁有絕對愛情的人也根本悲慘不起來。任何匱乏在愛情的神奇目光注視下都可以得到救贖，即便是楞頭楞腦浮在水上的笨拙泳姿，在情人眼裡也會變得迷人。
愛情的絕對性其實是一種追求絕對認同的渴望：我們愛戀的女人游泳的速度得跟我們一樣慢，我們愛戀的女人不可以擁有讓她想起來就開心的過去。一旦絕對認同的假象被戳破（年輕的女學生開心地想起她的過去，或是加快她游泳的速度），愛情就會轉變成深深的苦惱，源源不絕地襲擾戀人，我們稱之為litoist。”
Milan Kundera - 《笑忘書》 (p.135)
“ 生命的悲劇總是可以用『重』這個隱喻來表達。我們會說，一個重擔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背著這個重擔，我們受得住或者受不住，我們跟它抗爭，我們輸了或者贏了。可薩賓娜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什麼也沒有。她離開了一個男人，就因為她想離開他。離開之後，這男人有沒有來糾纏她？有沒有想要報復？沒有。薩賓娜的悲劇不是重，而是輕。壓在她身上的不是一個重擔，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直到此時，那些背叛的瞬間都讓她感到激動，讓她感到滿心歡喜，因為她想到一條新的道路就開展在眼前，路的盡頭又是另一次背叛的冒險。可是旅程一旦終結，會是什麼光景？我們可以背叛親人，背叛丈夫，背叛愛情，背叛祖國，可是沒了親人，沒了丈夫，沒了愛情，沒了祖國，還有什麼可以背叛？
薩賓娜覺得一片空無包圍著她。這空無，會不會就是她每一次背叛所指向的終點？
直到此時，顯然她還沒意識到（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所追求的終點總是罩著一層薄紗。一個想要結婚的姑娘，心裡渴望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東西。一個追求榮光的年輕人，根本也不知道榮光為何物。給我們行為舉止提供意義的究竟是什麼，我們對此始終全然不知。薩賓娜也不知道，在她背叛的欲望後面，究竟藏著 什麼樣的目的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就是目的地嗎？離開了日內瓦，她和目的地就近得多了。 “
- Milan Kundera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p.145-p.146)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 When we want to give expression to a dramatic situation in our lives, we tend to use metaphors of heaviness. We say that something has become a great burden to us. We either bear the burden or fail and go down with it, we struggle with it, win or lose. And Sabina - What had come over her? Nothing. She had left a man because she felt like leaving him. Had he persecuted her? Had he tried to take revenge on her? No. Her drama was a drama not of heaviness but of lightness. What fell to her lot was not the burden but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Until that time, her betrayals had filled her with excitement and joy, because they opened up new paths to new adventures of betrayal. But what if the paths came to an end? One could betray one’s parents, husband, country, love, but when parents, husband, country, and love were gone - what was left to betray?
Sabina felt emptiness all around her. What if that emptiness was the goal of all her betrayals?
Naturally she had not realized it until now. How could she have? The goals we pursue are always veiled. A girl who longs for marriage longs for something s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boy who hankers after fame has no idea what fame is. The thing that gives our every move its meaning is always totally unknown to us. Sabina was unaware of the goal that lay behind her longing to betray.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 was that the goal? Her departure from Geneva brought her considerably closer to it. “
- Milan Kundera,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年輕是件恐怖的事：在舞台上，他們足蹬高跟戲靴，身披五顏六色的彩衣，好像一群孩童比手劃腳，高喊著學來的口號，那些他們一知半解的口號，可是又狂熱堅信的口號。歷史也是很恐怖的，它常成為不成熟的人的遊戲場；是尼祿小毛頭皇帝的遊戲場，是小毛頭拿破崙的遊戲場，也是那一群群興奮莫名的孩童的遊戲場，他們模仿別人的激動，扮演過度簡化的角色，但所做出來事體的真實性卻是空前的浩劫。"
— Milan Kundera - 《玩笑》(p.103)
米蘭昆德拉是告密者嗎？在引用他的作品文字時，我同時想在此留存這個消息的連結。
